马福龙
在抗战初期上海地下党领导中，有“三刘“：刘晓、刘长胜，刘宁一。他们都是中共中央于1937年以后派遣来上海恢复和重建上海地下党的。后来刘晓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长胜任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兼工委书记；刘宁一任省委委员、工委书记、保卫部长。刘晓、刘长胜以后一直在上海工作，刘宁一在上海工作时间较短，但他以其对党的无限忠诚的精神，实事求是、坚韧踏实的作风，敢于创新的胆识，高超的领导艺术，与群众鱼水相亲的情感，配合刘晓、刘长胜在上海的工运工作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
刘宁一原名史联甲。他在天津、唐山、北平搞地下斗争时，曾三次被囯当局逮捕入狱。1933年他在北平第三次被捕，被判刑12年徒刑。后来转移到南京监狱服刑。他在狱中的编号是“601”。七七事变后，党向国民党当局交涉释放政治犯，刘宁一于1937年8月被释放出狱。为了不忘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迫害，他就把“601”谐音“刘宁一”当作自己的名字，因此，他的名字就是革命斗争的记录。
以邮局为据点发展党的力量
刘宁一到上海时，正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广大群众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掀起。刘晓正暂组“三人团”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机构，抱上海地下党的恢复、重建和领导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三人团”下设群众团体工作委员会（简称“群委”）和工人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领导各系统的群众运动。开始时，组织上把重建邮局党组织的任务交给了刘宁一。邮局有5个与上级中断关系的青年团员。刘宁一决定把邮局作为在上海工人中发展党的力量的重点。由于遭受敌人多次破坏，这时上海邮局已没有党组织，只有一个由卢离棠等5人组成的青年团小组，此外还有几个失去联系的党员。刘宁一接到这5个青年团员的关系后，就先后住到青年团员卢离棠、金殿贵的家里，向他们学上海话，对5个青年团员逐个观察、审查，发觉他们表现都不错，决定批准他们转为中共党员。成立了抗战后邮局第一个党支部。但由于5人都是信差，都在四川路邮局总局开箱间工作，活动范围有一定限制，他为了打开职员和支局的局面，以“北平朝阳大学教授”的名义举办社会科学讲座，以鲜明生动的事例讲解社会发展史，分析抗战形势，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内容生动、深入浅出，吸引了许多进步青年。邮局中许多从抗日救亡运动中涌现的进步职员，通过学习提高了政治觉悟，被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了。重建支部中开始有了职员。几位中断党组织关系的党员，经过观察、审查，也先后恢复了党籍，恢复了组织关系。再由他们滾雪球，党的组织不断壮大。到1938年底，邮局已有50余名党员。到1939年底，已建立起信差、职员、11局、19局、23局等10个支部，有党员90多人。在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时，刘宁一总是亲自监誓，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他以自己三次被捕入狱的亲身经历，要求新党员入党后要永远忠于党和人民，万一被敌人逮捕后应该毫不动摇，坚不吐实，绝不能让组织和同志受到株连，即使敌人严刑拷打，只要咬紧牙关，人昏厥过去，什么也不知道，最后会挺过去的。他的入党谈话，激励了新党员的斗志，成为他们终身难忘的一课。刘宁一进一步了解、掌握了邮局的状况和特点，他觉得从信差到职员，有三大优势，即职业比较稳定，一般都有文化，而且有时间。他便把邮局作为培养干部的基地，作为上海地下党组织中一个输送人才的单位。他发动邮局党员广泛地和其他工厂、企业职工多接触，和那里的积极分子交朋友，开展学习、搞戏剧、舞蹈、歌咏、体育等活动，团结、教育、培养这些单位的积极分子，帮助其他单位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开辟新的战斗阵地。他又从邮局选派骨干到外单位去参加领导或开辟工作，如参加江南造船厂、大中华橡胶厂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建立电话公司、海宁糖厂党支部等。因此邮局党组织的任务和活动范围，已超出本企业的工作区域，实际领导着100多个党员，成了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党组织中一个起中心作用的单位。而且还利用某些特殊条件，担负传递秘密信息、传送党的秘密文件、刻印分送革命传单等使命。
抓住时机巧妙地开展对敌伪的斗争
1937年11月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后，如何利用合法、利用矛盾，在孤岛工作中抓住时机，开展对敌伪的斗争，这是十分复杂，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刘宁一以其高超的领导艺术出色地指挥了几次斗争。
在邮局维护主权的斗争中，刘宁一把统一战线工作提到重要位置。通过邮局党支部的领导，由党的外围组织一一互助社，推动国民党控制的上海邮务工会在护邮斗争中采取统一行动，携手成立护邮运动委员会。在1938年11月，反对悬挂伪旗斗争时，把邮务工人、中初级职员和高级职员，以至“小老大”（即几个帮会组织的骨干）都发动起来，共同投入护邮斗争。并利用法籍上海邮局局长乍配林与日伪的矛盾，要求他们从维护主权出发，拒绝悬挂伪旗。在广大邮务职工团结一致的支持和和推动下，乍配林采取了强硬态度，向日伪表示，邮政有国际通航关系，除邮旗外，不挂任何别的旗帜，同时派人封锁通往邮政大楼的通道，剪断了旗竿上的绳索，使日伪方面迫使邮局11月10日悬挂伪旗的企图未能得逞。
1939年前后，日本特务经常利用出租汽车到租界内绑架爱国人士，为了掩盖其罪恶勾当，又往往惨无人道地杀害汔车司机灭口。从1939年3月5日至15日短短10天里，就发生美商云飞汽车出租公司司机戎定善、英商泰耒汽车出租公司司机褚林根以及司机秦公成被日本侵略者残暴地杀害于虹口、杨浦的事件，震动整个出租汽车界。刘宁一听了云飞出租汽车公司党支部的汇报后，一方面，决定在报上发表宣言，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争取全市各界爱国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决定利用出殡这一社会习俗，在3月20日举行大出殡，向日本帝国主义示威抗议。刘宁召开党员会议，研究决定组织治丧委员会出面具体领导大出殡活动，並和大家共同拟定斗争日子。那天，英商泰来汽车公司资本家亲自参加追悼会吊唁，美商云飞汽车公司老板还为被杀害的司机致悼词，各公司资方都同意除应差司机外，凡车行里的空车都参加大出殡活动。下午2时，大出殡开始，100多辆汽车和1000多名职工一起出动，车上挂着刘宁一亲笔书写的“遗恨必雪”、“民族共愤”、“忽忘复仇”、“精神不死”的白布横幅，外国老板也参加送葬，出殡队伍浩浩荡荡地经过租界主要马路，队伍经过之处还设路祭，由花圏丶挽联组成。大出殡，这一特殊形式的示威逰行，造成极大的政治影响。沿途巿民纷纷议论：“如果大家都像出租司机那样热心爱国，那中国就亡不了！”大出殡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义愤，增强了出租汽车公司职工的团结，赢得了社会各界，包括英美资本家的同情和支持，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回击。事后，刘宁一用“一光”的笔名在《译报》上发表文章，介绍这次别开生面的对敌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赞扬汽车司机这一爱国主义行动。在孤岛的环境下，掀起一股抗日救亡的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