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虹

　　请周恩来题词

　　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开幕。

　　中共在政治协会前，首先提出停止内战的建议。经多方努力，于1946年1月5日与国民党达成了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决定。1月10日，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同日下达13日午夜停战令。规定就地停火，不再前进。

　　政协会上，国民党、共产党、民监、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共38人坐在一堂。参加政协的中共代表是：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虽然，依旧壁垒森严，阵线分明，但是，当中共代表进场时，除少数顽固派外，会场上所有的人（包括工作人员）无不投以热切、期待与尊敬的目光，他们是以微妙的方式向中共代表行注目礼。

　　开会的第一天，周恩来跨进会场，一眼就看到了沈琬。他环顾会场一周，使一个眼色。邓大姐那天走在中共代表团的最后面，她将手放在背后，悄悄地摆了两摆，再度提示沈琬。沈琬心领神会，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卅年后，邓大姐忆及政协旧事，对沈琬说：“当时自己人在一起，不能说话，真有点别扭。”

　　沈琬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亲人，心情是多么激动，多么幸福啊！然而，这是无形的战场！她以一个情报人员铁的纪律制约的自力，全神投入到速记中去，外表静若止水。

　　她在国共两党会谈中，坐在国民党一边，白天担任政协大会和分组会的速记，晚上担任“党团会”（国民党代表的小组会）的速记。

　　中共中央对政协制定的方针是：“配合军事自卫，开展政治攻势，同时准备寻求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

　　蒋介石则早对国民党代表发出：要在军事和政治那些条规上卡住不放。因此，谈判桌上蒋介石真备战、假和谈的幽灵游弋不停，国民党代表一接触实际问题，就设置障碍，推推拖拖，甚至企望从《双十协定》上再退回去。

　　国民党代表白天参加谈判，晚上便召开“党团会”，密谋明天会上将如何对付共产党，怎样贯彻蒋介石的意图，卡住哪些关键问题不放。商定明天攻什么，怎样攻；守什么，如何守。怎样讨价还价，最后由何人来提折衷方案。甚至连会议上谁打头阵，发言的次序都商量定后，方才准备明天再战。他们心中好不得意，自以为明日会议的赢家，必定是国民党无疑。

　　沈琬连夜整理好“党团会”记录，明之接过，择要誉写完毕，密藏后立即送到吴克坚那儿。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共产党代表对国民党的底牌、能量、诡计，一清二楚。情报，使中共代表更耳聪目明，处处主动。中共代表依靠正确的方针及自身成熟的斗争经验，在会议上取得节节胜利，真理的声音占领了会场，而国民党的预谋全部破产。

　　周恩来大义凛然以精辟动人的语言指出：国民党的先军队国家化，而后政治民主，以达到吃掉人民军队的目的。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绝不能将人民的武装化入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之中。没有人民的武装，就没有人民民主。国民党在化掉人民的军队以后，必然向手无寸铁的人民猛扑过来，将人民民主吃的一干二净。最后，他峰回路转，果断地说：什么时候中国出现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交给它。

　　得道多助！民主人士及无党派人士跟着正义与真理走。

　　大会休息时，会议工作人员手持“敬求墨宝”的纪念册，请国民党代表及共产党代表们题词。沈琬也制作了一本纪念册，由明之设计、装祯。封面淡绿如春水，缀以花边，纪念册三字由美术家书成，极为精致美观。下面有沈琬的名字。她走在众人之后，先请国民党代表题词。国民党代表一概称沈琬为同志，以“温柔敦厚”“端庄贤淑”来加以赞美。接着，她走到周恩来的面前，尊敬地请他题词留念。恩来说：“我写些什么呢？”微笑中略带思考，挥毫书成：

　　“致力于中国妇女解放事业。”

　　他称沈琬为女士，署名周恩来。随后相视微笑片刻，似在鼓励，似寄予希望。董老、吴老、若飞也一一为沈琬题词。都得通过民族解放，阶级解放，所以，这样的题词，是要干好当前工作，为革命作出贡献。解放后，沈琬的朋友将纪念册借去参阅。“文革”中友人家被抄，纪念册遭劫。沈琬痛失珍物，但那光辉的瞬间，永远铭刻于她的脑海。它时而电光一闪，激励着她自强不息，永向前。

　　忆念吴克坚

　　这年1月31日，政协会议闭幕。会议达成了政府组织和平建国、国民大会、宪法草案和军事问题的五项决议。基本上符合人民和平、民主的愿望。这是我党为在全国实现和平、团结、民主统一奔走、呼号、努力奋斗的结果。

　　刚愎自用的蒋介石，能就此偃旗息鼓了吗？绝对不会，一场激烈的斗争，从政治上、军事上继续进行着。

　　在隐蔽战线上，斗争也激烈地不断进行着。

　　吴克坚是对中共组织贡献极大的情报人员，沈琬和华明之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写道：“吴克坚同志是先后领导我们秘密情报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好领导、好老师。”

　　吴克坚，1930年就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担任中央特科秘书。根据党的秘密工作的需要，他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形势下，将妻儿老小从湖南老家接到上海，以自己的家庭来掩护党中央机关。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曾多次在他家里举行。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他协助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迅速转移，为掩护和营救同志，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底，他受党中央委派，撤离上海，前往苏联，到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研究班进修。

　　1936年3月到法国协助吴玉章编辑《救国日报》，后担任该报主编。

　　1937年“七·七”事变后，组织上让他去美国办报。他“宁作战死鬼，不作老华侨”，写信给组织表示誓死回国。

　　1938年初，周恩来电吴克坚“立即回国，共赴国难”。吴克坚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秘书长，兼《新华日报》总编。同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周恩来和董老认为沈琬与华明之的情报岗位重要，因此特派吴克坚同志来领导和联系。国共和谈中，周恩来对克坚领导沈琬和明之的情报工作，评价是“迅速、准确”，并给予口头嘉奖。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宣布由陪都重庆迁都南京。五月初，克坚调上海，中共中央情报部派他负责开辟并领导沪、宁、浙、闽等地的情报工作。克坚临行约华明之谈话：“到南京后的工作，由何以端直接领导，你们先在重庆见一面，把到南京后的工作安排一下。”

　　何以端，1900年生。1919年入武昌外国语言专门学校学习，同时到北京，参加五四，与赵世炎创办《工读》刊物。1920年11月，去法勤工俭学，当过矿工。1924年加入中共，曾任旅欧共青团布罗尼支部书记，旅欧中国共青团支部书记。1928年，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加入法共。担任法共中国语言组书记。1931年初，在巴黎组织东方民族反帝同盟，从事中法两国工运。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法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1939年回国，在重庆从事情报和统一战线工作。

　　何以端对华明之说：“国民党机关认识沈琬的人很多，今后敌我斗争更加尖锐复杂，为确保情报工作安全隐蔽，到南京以后，我与你们的联系不能在你们家中，由你单独和我约定地点会面。我不和沈琬见面。以免由于我联系的人多而造成对沈琬的安全的威胁。”

　　明之想到何以端同志“慎密”之处，联想到沈琬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追查军政部泄密，险情转化。同何老一样精细，那天沈琬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中央通讯社的××记者，最近好像来得更勤了。”其他的同事马上附合，骂他是包打听，滑头。科长说：“唔！他是常来的。”追查会就此结束。此人后台硬，是中统特务。以后也无人问津。

　　克坚知道后，表扬了他们的机智、勇敢，说：“你们沉着冷静，利用矛盾，转移视线，保护了党的机密，也保护了自己。说明沈琬在斗争中老练、成熟了。”

　　蒋介石怎么能搞清这些事实呢？

　　蒋介石哪里知道，在国民党的高官当中，不知多少人的子女是中共党员呢！

　　陪同蒋介石一起当总统候选人的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女儿居瀛棣和女婿祁式潜（徐大可）也是共产党员。他们原在新四军工作，后到上海，在吴克坚的直接领导下做情报工作，是对中共党组织贡献很大的情报人员。吴克坚与徐大可、居瀛棣的接头、议事经常是在居正家里的客厅里。再也没有比这里更安全的地点了！

　　国民党元老的女儿是共产党，蒋介石“国策顾问”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陈布雷的小女儿陈琏自抗日战争开始，随父到重庆。1937年7月，在重庆国立二中读高中时秘密入党。考入西南职大，毕业后在北京贝满女子中学教书。1947年9月，刚结婚一月的陈琏与丈夫袁永熙在北京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押到南京，因受审坚不承认是共产党员，也没有查出陈布雷对女儿泄露机密。蒋介石才网开一面，对陈布雷说：“畏垒，你对党国是忠心的，我知道，这样吧，你可以把女儿领出来，严加管束吧。”

　　国民党政府里、军队里一些高官也投向共产党。“国策顾问”追随蒋介石多年，绝望了，不正预示着国民党反动政权垮台已为时不远了吗？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领导下，由上海的吴克坚直接组织领导着一个拥有大批情报人员的战斗集体。这个战斗集体，每个成员在各自的岗位上艰苦工作，在无形的整体中通力合作，紧密衔接，没有一个环节、一个成员出过问题，出色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直到解放。

　　1945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党中央对吴克坚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的情报工作和这一战斗集体所作出的显著成绩曾予嘉奖。

　　这是党和人民给予我们地下情报工作者的莫大鼓励和荣誉。

　　新中国成立了！吴克坚直接领导下的情报队伍会师了！他们欢呼，他们握手，他们歌唱：“我们的队伍是多么威武雄壮。”他们第一次这般扬眉吐气，他们是这么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