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朝杰
我今年虚岁九十有二，住在松江社会福利院，近日整理书架，在不多的藏书中，翻到一本《杜月笙正传》，不由引起我对一些往事的回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发行的报刊和出版的书籍中未见关于上海滩传奇人物之一，杜月笙的只字片语。《青年报》编辑部文艺组组长吴纪椿思想开放，思路开阔，想出要请原《文汇报》总编、已退休在家的徐老徐铸成执笔，撰写《杜月笙正传》供《青年报》长篇连载。这当然是一个好点子。在取得总编施惠群和徐老的同意后，每周一期的《青年报》上，接连二到三期刊出显眼的预告。全国许多地方，尤其是上海本地，《青年报》的订户猛增。
当时我也在《青年报》编辑部工作（退休后返聘）。一天，总编老施（那时还未兴称施总。《青年报》创刊初期总编钟沛璋，大家称他“小钟”。我至今在电话里这样亲切地称呼他，尽管他已经八十八岁了）要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开门见山问道：“张老（我那时只有六十开外，却是全报社最年长的，才得到这尊称），你认识杜月笙的儿子吗？”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老施继续说道，杜月笙有个儿子在上海，叫杜维翰，打电话给市委统战部，说杜月笙是统战对象，他以家属身份不同意《青年报》刊出《杜月笙正传》，统战部打电话给宣传部，宣传部打电话通知他就不要刊登了吧！
可是如果真的不刊登，如何向广大读者，尤其是闻风而来的大量新订户做出交代呢？这影响太坏了。他要我到杜维翰家去做说客，我答应了。
当天晚饭后，我拿了老施给我的地址，在一家公寓的二楼，找到了杜家。我按了门铃，有人来开门。我问：“你是杜维翰先生吗？”他说：“是的。”我说我是《青年报》的记者，给他看我的记者证。他看也不看，毫无表情地让我进门后，把门关上，走在前面，引我进了他的卧室。
当时，杜维翰在徐汇区房管所工作。单位里就分配给他这么一间一室的住房。他和我分坐在靠近床尾的一只茶几两旁的椅子上。他未给我介绍一下的夫人，坐在床沿边上侧身看着我们。茶未倒一杯，烟也没递一根。
我先开口：“听说你不同意我们刊登《杜月笙正传》？”他沉着脸说：“你们比我们懂政策啊！”（其意是他不同意，我们按政策就不可以刊登。）他的夫人说：“我们的爸爸虽然去世了，可是他在国内外还有很多朋友。谁要是瞎写的话，会有人出来说话的。”（其意是：你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写为佳。）
我心想，既然已经“疑无路”，那就只好“又一村”了。于是我问他：“你有个哥哥在哪里？”他说：“在台湾。”我说：“不是的。在台湾的是你大哥杜维藩。还有一个和你我差不多年龄（当时我想不起名字，后来记起来是杜维屏）。”他说：“在香港。”我说：“我们三个人，小时候一起踢过小橡皮球的。”他的脸色开始阴转多云，问道：“是不是在正始中学（杜月笙在善钟路，今常熟路路上开办的中学）？”我说：“不是的，是在勤余坊。”
勤余坊位于华格臬路杜公馆的西隔壁。华格臬路后名宁海西路。多年前从宁海西路向北到延安中路，嵩山路向东到上海音乐厅附近已不见房子（包括杜公馆和勤余坊），成为一大片绿化地区。我父亲家住在勤余坊一号，朱学范家和范默林家住在二号。弄堂宽敞，杜月笙的汽车，后来是一辆大型防弹车，夜间停在这弄堂里。我节假日常和堂弟们在弄堂里踢小橡皮球。杜维翰和杜维屏有时也来和我们一起踢。可是，只要他俩一看到杜月笙坐的汽车经过勤余坊驶向杜公馆，就会马上跑步回家去。由此可见杜月笙家教之严。
杜维翰听到我提起勤余坊，脸上开始多云转晴，朝我看了片刻后说：“你是张伯伯的……像，很像。”他夫人笑着给我倒茶、递烟。
杜维翰像是想起了什么，问我是不是有个哥哥或是弟弟曾经在香港读大学？我说，就是我啊！他说：“那就是了。我曾在（往返于香港和九龙之间的）景星渡轮上遇到你，问你在做什么，你说在读夜大学，蛮惬意的。”我记起来了，那是1940年下半年的事（一别四十余年，难怪刚见面时互不认识），我在广州迁港的岭南大学上大一，借香港大学课堂，下午五点到八点上三堂课，每学期读十八个学分，因此我说蛮惬意的。我问：“那么你后来做什么？”他说：“为了抗日，我离开香港到重庆参加了青年军，到缅甸和日军作战。抗日胜利回国后，青年军被改编为新一军和新六军，我所在的部队奉命要调到东北去。路过上海，我被我父亲拦下来，退了伍……”我急忙插嘴道：“这说明你父亲不让你到东北去打内战，好事啊！我们会把你父亲做过的好事全写出来的。”他笑了。我接着说：“你就同意吧！我会把每一期报纸寄一份给你看，你有什么意见就打电话告诉我，好吗？”他点点头。我说：“谢谢！”
我给他留下了我在报社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然后向他和他夫人告辞。他送我到楼梯口，握着我的手说：“我们是世交，你常来坐坐。”我答应了。
第二天上班，我就到总编办公室去。老施是聪明人，一看我的神色就知道我办妥了。我故意不提杜维翰是否已经同意，问他道：“你怎么知道我认识杜月笙的儿子？是从我档案中找到我反动家庭的反动社会关系发现的，是吗？现在可派上用场了。”他笑了。我也忍不住告诉他，我给他带来的是好消息。他心里一块石头放下了，高兴地连说：“张老，谢谢你，你立了大功。”我说：“一等功是吴纪椿的，给我一个三等功吧。”
吴纪椿当然也很高兴，带我到徐铸成家见了徐老，我告诉他一些我所知道的杜月笙的情况。我还经《解放日报》总编王维的同意，从资料室里借了两本老《申报》有关杜月笙的剪报册，送到徐老处供他参考。
几天后，《杜月笙正传》作者徐铸成一篇一篇写，责任编辑吴纪椿一期一期编发付印，我则将《青年报》一份一份寄给杜维翰。自始至终，杜维翰没有提过一次意见，我想是因为徐老写得客观，很实在的缘故。
长篇连载结束后，有一天，吴纪椿给了我一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的《杜月笙正传》，说是徐老要他拿来送给我的，我一直保藏到现在，二十九年多了。
人老了，说话啰嗦，容我再说几句。
《杜月笙正传》出版若干年后，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藩从台湾到上海来。他在杜维翰家约见几位老同学。我二姐夫李修明曾在山海关路育才中学与他做过同学，应约去了。二姐夫后来告诉我，杜维翰问他，为什么我没再到他家去。二姐夫回答说是因为我曾被错划成右派，虽然已“平反”仍心有余悸，所以没再去。杜维翰表示能理解。
又若干年后，有关杜月笙的书充斥书市。我看了两部。书中有些情况，我很疑惑，想去问问杜维翰，得知他早已偕夫人到香港去了。我至今一想到此事就感到非常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