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朝杰
昔日上海南京路（今南京东路）上有四大百货公司永安，先施（今服装商店），新新（今食品一店），大新（今一百）。四大公司哪家首先开张，我不知道，是在我1920年出生之前吧？不想查，因为我不是写历史，是写见闻。但大新是“老小”则是肯定的，因为其开张之时，我已在读初中了，能自己去逛，不用做大人的“跟屁虫”。我的好朋友任溶溶比我小三岁，倒知道前三名为“先施”、“永安”和“新新”，他父亲是曾是先施董事。
我第一次被父母亲带进“永安”时只有5、6岁。不是去买东西，而是到“永安”附设的大东旅馆去洗澡。上世纪20年代，哪来热水淋浴器和浴霸，冷天不能在椭圆形木盆里洗澡，有时就全家到“大东”开个房间，水汀热烘烘的，洗得干干净净的。小年夜去洗澡过年是必定的。
我十岁后，跟大人到“永安”，最喜欢跟母亲到底楼的食品部。雀巢牌巧克力，旧金山甜橙，克宁奶粉（KLIM，克宁，倒读是MILK牛奶），都是进口的。夹心饼干属高档的。母亲买些给我们小孩吃，她自己喜欢买花生米、西瓜子和五香豆吃。父亲喜欢到二楼买京剧唱片，坐在那里笃笃定定一张又一张试听。此时我常恳求大姐带我到同在二楼的玩具部去，要买一辆开发条的小汽车，也要由大姐去取得父亲批准后，才拉母亲去付款。
我读初中时，“大东”有了新花样，在二楼开设了面积不大的茶室，是上海第一家用广州式服务方式（由女性服务员推小车送点心到桌旁由顾客自选）吃广州式点心（虾饺烧卖），也有奶油蛋糕和水果羹等。我第一次跟恋爱中的二姐和二姐夫去（奉母命当“电灯泡）时，为服务员在顾客吃完后付款前的“神奇”所折服。他们把桌子上的碗盘收拾好，马上随口报出总钱数来。我在学校里数学倒数第一，见此情景，能不服帖吗？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碗盘上都有记号，三角形即三角钱，四方形即四角钱，圆形即五角钱。服务员收拾碗盘时，每次凑满一块钱。那时三个人吃一顿早点少有超五元的，他们经训练加熟能生巧，戏法一拆穿，就不稀奇了。
我到初中时，听说“永安“卖自来水笔的专柜上有位女营业员很美，报上说她是闻名上海滩的康克令（进口名牌）小姐，“永安”以她大做广告。
“永安”还有一个屋顶花园，像迷你“大世界”， 名叫“天韵楼”，演京戏、地方戏的、变魔术的、耍杂技的……还有露天茶座，当时称茶座的女招待为“玻璃杯”。我是白天去的，没坐下喝茶，我对“大世界”都不感兴趣，何况是“迷你”的，只去过一次，没再去。
“先施”不多去，父母亲要拖男带女过马路（南京路）不方便。逢上儿童节，（当年不是6月1日，而是4月5日，春假中），“先施”玩具部布置得焕然一新，取名“儿童世界”，展出许多新产品，我哥哥和姐姐带我去过。到读初中时，我还会单独去观赏一番，重温美梦。
“先施”老板的儿子马少聪，广东人，和我二姐夫在圣约翰大学同年级同学。二姐夫告诉我说，“八一三”后，“先施”皮鞋部主管请少爷到公司去看一批刚进口的新款皮鞋。马少聪去了，看中一双黑白色的，正试穿时，侵华日军飞机投弹炸中“先施”前门外的南京路。皮鞋部主管发现少爷不见了，急得要命，幸好一眼看到一堆废墟里有一只黑白色皮鞋，马上发动员工来清理，终于找到了受重伤的马少聪，后经当时上海最好的医院，宏恩医院（现华东医院前身）名医抢救，身上弹片全部取出，保了条命。我见过他，有个伤疤离喉管约2到3毫米，好险！
“先施”也附设有饭店和游艺场，我都没有去过。
“新新”在我印象中，虽也挂有“环球百货”广告牌，却没有什么特色。曾开设茶座，顾客饮茶，可以看到玻璃墙壁里有家广播电台的广播员在播放节目，还有艺人在唱评弹，顾客能听到。有爱听者一坐半天，我不爱听，因此只去过一、二次。
“大新”一开张就让顾客眼睛一亮。在上海最新建成的百货大楼是“大新”。全上海首先设有地下商场的百货公司是“大新”，全上海仅有的自动扶梯在“大新”，独领风骚达半个多世纪，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第二家，第三家……现在自动扶梯一点也不稀奇了。
还记得我当时在人流中排长队乘自动扶梯到二楼，换乘一部到三楼，乘电梯到地下室，走上底层又去排长队，现在想想要多傻有多傻。
那时“大新”有个柜台也常有顾客排长队，就是卖唐纳饼（甜甜圈Donut）的柜台。那里有一部自动化机器，原料（面粉、食油、白糖等）加进去后，眼看一只只圆圈状的、令人垂涎的香甜唐纳饼在油锅里炸，炸熟了一只只“钻”出来，由营业员根据顾客购买的只数装到牛皮纸袋里。许多人，包括我，常乘热就站在店堂里吃。“大新”为其起了一个很好听的中文名为“多福饼”。
回过头来再说“永安”，看到“大新”如此兴旺怎肯罢休。于是就在东门马路对面盖起了新大楼，人称“新永安”。原先两幢楼有一过街桥相通，桥两旁有栏杆。谁知有一天有一个人跨过栏杆跳下自杀，恰好落在一辆刚经过桥下的黄包车（三轮车？）上，把车上乘客压伤，自己也没死。“永安”立即采取措施，把过街桥改建为过街屋，两旁起墙，上盖房顶，就是现在仍能看到的过街屋。新永安我去过，有一次在七楼的“七重天”吃过西餐，不知现在这家西餐馆还开着否？
以上写到我1938年离沪赴港，可谓四大公司最昌盛时期。1941年我回上海后和1945年抗战胜利，后汪记储备票和蒋记金圆券严重贬值时，四大公司和全市商店一样，为保存实力，货物堆藏在仓库里，货架上空空如也。我好几次跑遍四大公司，连一件衬衫都买不到。那凄凉境况就不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