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 群
他在青海与鸟儿一起生活了二十年，学会了一点：不再想飞。
他安静地坐了下来，学会了英语、法语、俄语、德语、日语，还学了一点“鸟语”。
一切都是自学，别人害怕接近这个“胡风分子”。“鸟语”的老师是青海的鸟儿。
他坐在天边无际的旷野上，坐在青海湖边，开始时鸟儿只在周边飞舞、啄食。后来，它们越飞越近，越走越近，甚至停在他的眼前，飞到他的身上。
“呜呜呜呜！喳喳喳喳！……”
“叮叮！铃铃！叮铃叮铃！……”
“鸟儿们在说什么？想告诉我什么？”
日子久了，他逐渐明白了鸟儿的生活和人类的生活一样，首先忙着第一件大事：解决肚皮饿的问题！政治家的词语叫“民生问题”。鸟儿一天到晚忙于找食物，吃饱了叫声少了。天黑下来又在忙着叫“住房”。鸟儿的住房，和人类的住房一样复杂，各式各样。有的在湖边打个洞，有的在岩上找个空隙，有的衔泥啄草搭个巢。传说人类的先祖有巢氏就是从鸟儿那里学会造房的。
“鸟儿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芒！这是诗人的幻想。”他深深地感叹。鸟儿飞来飞去忙着啄食，寻找虫、草，不会坐下来想什么。鸟儿的命运和气候环境密切联在一起，“完全听老天爷安排”，没有自由。
他写了自己的诗篇，又写完了一本草稿《高原生物学》。
难得春天的聚会
在八十年代初，一个春天的好时代来了，他的老师胡风平反了，他也不再是“胡风分子”。他带着诗卷和《高原生物学》回到上海。一些人说他是学者型的作家，被推选为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领导。
有一次，青年报老报人聚餐，他来了，这是几十年来难得的一次。大家一起喝了点酒。我和他一起回忆早年在青年报的一次采访：青少年学生在哈同花园劳动，要造中苏友谊大厦。他拉着我与一群学生一起抬一棵挖倒的树，抬得很开心。劳动完毕，采访也就结束。两个人具真名的新闻报道刊在报编第一版头条。实际是他执笔写的，我只是和他议论了一下。五十年代初，我俩合作之事，转眼飞逝，头发已花白，令人暇想。
“你当两个官，忙吧？”我问。
“送往迎来太多。”他轻声地一笑，有点无可奈何。
我想，让他管鸟也许比管人更适宜。
后来，听说他突然走了。我惊呆了。
顽强的高原草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他一个人在青海湖边寻找什么，当我叫着他快要靠近他时，他又一闪身爬上高崖，在那里寻找什么。当我气喘吁吁地终于靠近他时，他笑着拉住我的手，一同跳下山岩，躺在湖边的绿草上，快乐地大笑不止。
“你寻找什么？”我问他道。
“你猜一个秘密！”他笑着。
我猜不出。他拿出两根不同的草，说道：“这两根草，一根叫‘热不死’；另一根叫‘冻不死’。我本来不认识它们，是鸟儿告诉我的。六十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这里的树皮草根都吃光了，人们饿得要死。鸟儿也饿得要死。我听见一群鸟儿在议论：哪里有绿草呢！我高兴地按照鸟儿的指点，终于发现了这两种罕见的草。‘热不死’长在摄氏60度的岩石缝中，好像不要水也能活命。‘冻不死’长在冰块边还保留一份绿色，真好像永远冻不死。它们顽强的生命力令我吃惊！上次回去的时候，我没能带两个标本，这次重新回到这里，特地来找到它们！”
我看见他快乐的表情，完全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他对自己的事业永远是那么执着热爱。
生命之歌
“曹阳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介绍你的文章，你看到了没有？”我问。
“看到了《诗的一生，一生是诗》！青年报好朋友的看法。”他笑了一下。
“你在这样艰苦的地方，辛辛苦苦自学那么多外语，没有好好派用场，实在太可惜了！”我敝谈自己的思想。
“不！我学了几国外语后，才更感到中国方块字的特色可爱。中国诗歌不管旧体新体，它们的发展永远离不开我国文字语言的特色。”他从文字语言谈到了诗歌。
“曹阳非常赞扬你的诗歌《信仰》，在国际诗歌会上动人的朗诵。我认为他对你的诗的理解很正确。我还认为，《信仰》和《给诗人》，实际也是对生命价值的歌颂。是吗？”我等着他肯定的回答。
他点了一下头：“是的。”
“那好！歌颂生命之歌，也就是‘人类之歌’，这类出色诗歌各国都不少呢！”我自说自话地讲着，罗洛在一边凝望着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这些感想。
因为美国著名作家诺曼·卡曾斯曾感慨地说：“各国都有国歌，但人类却没有人类之歌”（见《人的选择》第24页）。我从他的全文理解，所谓“人类之歌”也就是要“歌颂生命的珍贵”。因此，当我读到了罗洛的《信仰》和《给诗人》，当我读到了如此透彻地“歌颂生命的珍贵”的诗歌，我才特别兴奋、高兴！
罗洛流放在青海20年，和鸟儿生活在一起，和羊群、荒野、小木屋生活在一起，和劳苦的藏族同胞生活在一起。他把自己的生命掌握在自己手里，终于把自己变成了一位杰出的诗人、学者、翻译家。他的一生真是一首诗，这首诗的题目是：“生命之歌”。
和“生命之歌”的创造者讨论生命的价值是最有意义的了。我正想和罗洛继续谈下去，这时，他笑着把两根罕见的高原草递了过来，我努力去接，惊醒了！双手没有草只有一份情谊。我想：在罗洛的高山生物专著中，会有草的。我要认真学习他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