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朝杰
说起来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有记者问一个韩国人参观了上海世博会有什么感受。回答是：“中国人终于学会排队了。”当时有人称他朋友，能坦率地说出我们中国人的缺点。有人叫他小子，口气太大，说得太过分，看不起我们中国人。我呢？只是想用这个韩国人的话作为引子，说说一些关于排队的事。
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商品交易不多，用不着排队买东西。交通工具，当官的文官坐轿，武官骑马；民间女人坐轿，男人骑马。去远处呢？官民同样可以坐马车，用不着排队乘公交车。昔日中国人是没有排队的必要和习惯，但还是守秩序的，有两句古话可用来作证：“先来后到”；“鱼贯而入”。
我想，中国人排队也许真的是学来的。记得我小时候跟大人到洋人开的大戏院看首轮影片时，中外观众一起在售票处排队买票。到看三轮影片的大戏院，就没看到过排队；放映卓别林或胡蝶的影片时，大人要我站在一个地方不要动，他挤上去买票。如果有人说我证据不足，我承认，因为当年我年幼无知，又想不到今天要写此文，没去调查研究。
我看到过不是好事的排队。
（一）敌伪时期，上海市区大米奇缺，价格飞涨，一般人家只好到粮店去排队买“户口米”。说是“米”，其实不是“米”，而是“粉”，叫“六谷粉”，包谷面也。排队时，粮店的人手拿粉笔，在排队者外上衣右肩处写上编号，这是耻辱啊！可是人家要吃粮嘛！能不去排这样的队吗？
（二）1947到1948年期间，蒋政府下令，民间的硬通货（黄金、美钞等）都要拿到银行去兑换金圆券，否则就是犯法。过不久，金圆券严重贬值，物价日长夜大。在通货膨胀到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蒋政府被迫拿出一些黄金，官价出售，以收回一些泛滥于市的金圆券。当时黄金黑市价比官价高得多，于是在指定银行门口，每天一早人山人海，人挤人排队，壮汉强行插队，黄牛结帮占位，挤得呼天叫地者有之，身体受伤者有之。作孽啊！就差轧死人了。
我经历过一次不愉快的排队，现在说出来不会被戴上什么帽子了。1975年冬，我已是“摘帽右派”，从新疆农场回上海探亲。1976年春节小年夜，同女儿到淡水路小菜场买蹄髈、鸡或鸭。请注意“或”字就是凭票只能买三者之一，能开心吗？
说实在的，1980年3月我平反（1979年夏）后正式调回上海青年报社。早上走到复兴中路重庆南路站乘24路公交车去上班，乘客排队主动自觉，秩序井然（那个韩国人可能尚未出世）。后来许多马路改为单行道，建国路朝西行驶的17路公交车搬到复兴中路来，于是重庆南路站有了24路和17路两路车。再后来又有一路小面包车停靠到这个站来。排队就乱了。
再看肇家浜路，车站设在机动和非机动车道之间的“岛”上，几路公交车就停在同一个岛上，要排队也没有空间啊！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现改“院”）一位教授级研究员讲给我听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应邀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有一天陪同美方陪同人员乔治一起坐汽车经过国会山。他问乔治国会议员在讨论什么议案。乔治说他们在瞎胡闹，一共没有几个议员到过中国，却在讨论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而他自己在上海领事馆工作过三年。有一次他在外滩乘公交车时最后一个上车，吊在门外进不去，后面有人使劲推他，车门才得关上，车也才得以启动。他说这一推在美国可以作为攻击性行为上诉法院，可当时却是为了帮助他，他应该感谢那个推他的人。这个故事说明排队之乱，乘车之乱，实在是人太多了，车辆供不上也。
以上情况，在一段不短的时期里是存在的，被那个长大了的韩国人看到了。但就在乘公交车秩序这么乱的时候，我到49路等始终点站乘车，有铁栏杆设备，还分“立队”和“坐队”，秩序还是蛮好的。
2010年5月1日开幕，为期半年的上海世博会我一次也没去过，因为路太远，有病不能远行。但用我的眼球的余光看电视，用似聋非聋的耳朵听广播，加上亲友们的描绘，也得知会址里排队铁栏杆设备充足，还有那么多维持秩序的志愿者，有那么多专线公交车的车辆。“学会”排队，理所当然，不足为奇。虽有极个别跨栏杆者（那个韩国人没看到吧？）但不影响“学会”。
不是我人在松江，要为松江说好听的。十一年来，我去得最多的是医院。在医院里，病人排队挂号，排队付费，排队验血，排队取药，秩序井然。多次到超市买东西，顾客收银处排队，也未见混乱。偶尔坐车经过面包店、熟食店（曾经有过上海市区以供应白斩鸡闻名的小绍兴分店），顾客在门口人行道排长龙也很正常。那个韩国人大概没到过松江，说的话有点过份之外，也不能怪他。
现在，商店搞促销，定时定量以所谓“大出血”，“跳楼价”出售名牌，以至引来顾客抢购，人挤人，人轧人，店方只好打110请公安人员来维持秩序，宣布停止促销活动之类的事似乎好久没听说过了。只有上班时间有些公交的中途站，还有些地铁站，听说曾有秩序失控现象，可见有些中国人有些时候在有些地方，至今没有“学会”排队。
我不会写论文，本文也不是论文，但总得有结束语吧！好，那我就勉为其难写三句：上海是国际性城市，排队是文明行为，不可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