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朝杰
《上海旅游时报》的成真与我孙女张真同名，同为上海大学校友，面貌也有点相似，以“张爷爷”称我，出题要我写《昔日虹口见闻》。我从小到大，家不在虹口，见闻还是有的。写此文交卷，不知能及格否？
昔日虹口是日本租界，日侨特多，有日本孩子读书的小学。昔日虹口，不知什么原因，广东人也特多，有一家广肇公学，以广东话教学，上海学生走进去，似同进入外国语学校。
我有两个同乡小朋友在广肇公学住读。据他们告诉我，日本小学生经常欺负上海小学生，就是不敢欺负他们的同学，因为大家约定，一人受欺全体上，就是在马路上打群架也不怕。日本小学生吃过亏，怎敢轻举妄动。
我小时候初次到虹口，是跟哥哥姐姐到北四川路上的奥迪安大戏院看首映美国电影名片《璇宫艳史》，只听到珍妮 麦唐纳唱的歌很好听，剧情看不懂，尚未学ABCD哩！
我16岁左右时，奉母命做谈恋爱的“二姐夫” （引号表示未婚）和二姐的“电灯泡”。我跟他们到过北四川路上的新亚饭店（天潼路口）吃粤菜，凯福饭店（海宁路口）吃中式西餐。有一次在“老广东”吃“云吞面”（馄饨面）时，“二姐夫”说他曾在这一家点心店，看到一顾客进门坐定说要吃鱼生粥。于是堂倌（服务员）与厨师用粤语对话：“鱼生粥一碗”，“鸡蛋没有了”，“不管他啦！”那顾客吃完后到收银柜台问老板多少钱？老板说二角。他拿出一角钱放在柜台上就朝外走。老板喊他再给一角。原先说上海话的这个顾客用粤语说：“鸡蛋没有了。”老板吃了个哑巴亏，当时一只鸡蛋只值几分钱。
后来海宁路上新开了一家“融光大戏院”（解放后改名“国际电影院” ），我们去看了首映片。我走进没有楼厅的正厅一看，哇！这家戏院的长度堪称上海之最，不知坐在末排的观众，不用望远镜能否看清楚银幕上在放映什么？
在春假里，我们三人还骑自行车经虹口到江湾去郊游。在经过虹口公园近处一幢建筑物时，从不朝它看一眼。那是日本什么部队的司令部。当时听说这幢建筑物的墙不是用砖砌的，而是用水泥掺熟糯米夯成的，很牢固。
果真，1937年“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在上海挑起“八一三”事变。一开始，国军（可理解为中国军队或国民党军）在全市人民支援下打了个打胜仗。日军龟缩在那个司令部里。国军将其层层包围，用德国制造的小钢炮多次轰击，炮弹打到墙上只留下一个凹坑。日军援军来到，国军只好作战略性撤退。
敌伪时期，家不在虹口的人非必要不到虹口去。原因有三：（一）过外白渡桥每逢到桥中间有日本兵站岗时，要朝鬼子鞠躬才能通行。谁愿意！（二）夏暑期间，桥对面有些穿白大褂的日本人候着检查行人的打防疫针证明纸。即使真的已经打过，没带证明纸，也要被强行打一针，谁愿意！（三）走进虹口大街小巷，白天黑衣冷不防有可能碰上，日本兵“抄靶子”（搜身），谁愿意！
我有一天下午为探望一位因病卧床的好友，骑自行车到虹口去。在北四川路的一条横马路“吃红灯”。刚好一群日本小学生排队过马路。一个小鬼子走到我前面故意用脚狠狠地踢了一下我自行车的前轮，头也不回过了马路。这和我的二舅父在广东被日机炸死相比，只是小事。但当时受辱又无可奈何的切肤之痛，深深烙进我的记忆里。是啊，我的同龄人都懂得，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下去。可是当年的国仇家恨，要我们忘记，难啊！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日侨被遣回国，在虹口几乎看不到日本人了。广东人逃难离开虹口的多，回虹口的少，广肇公学也没复校，“老广东”、“小广东”被上海人开的点心店取代了。我这个广东人到虹口的次数则多了。
1946年9月，我进物资供应局储运处工作，到杨树浦复兴岛仓库或江湾其美路（今四平路）仓库查账，都要经过虹口。到哪个仓库办完公事后，我总先送同事吴祖康回家。他家住在北四川路今第四人民医院附近一条当时不新不旧的长弄堂里，其实是他哥哥，著名戏剧家吴祖光（《上海旅游时报》的王祖光也有同名人）的家，不知道当时吴祖光和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是否已结婚，我看过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名著。改革开放后在《新民晚报》上看到多篇新凤霞写她在“文革”中与末代皇帝溥仪一同劳动时的趣事。但我与吴祖光、新凤霞都无缘见一面。同样遗憾的是，我经过山阴路那么多次，却不知鲁迅故居在哪幢房子。鲁迅故居开放至今，我未去过，现在要去也走不动了。
昔日虹口有两幢历史悠久的大楼：邮政大楼和百老汇大厦，分别位于北苏州河路的北四川路口和东长治路口（？）。
邮政大楼年纪比我大，解放前，上海市居民要寄、取邮包，要打电报，居处附近邮局不办理，都要到邮政大楼里的上海市邮政总局和电报局办理。由此我去过多次。
百老汇大厦（后改名上海大厦）年纪不一定比我大。太平洋战争期间，听说日军在这幢大厦的屋顶有防空设备，一旦美机进入上海就发警报。日本当局还在高层朝东房间用望远镜监视一街之隔的苏联领事馆的动静。我到解放后才走进上海大厦一次，去请著名诗人萧三为《青年报》写稿。
1949年5月25日凌晨，解放军进入上海苏州河以南市区后，蒋军残余部队在上述两楼的高处架设重型机关枪封锁外白渡桥、乍浦路桥和四川路桥。解放军奉命保护上海建筑物的完整和市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不能以炮弹还击，战士们在桥上有牺牲的，有受伤的。由于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委员田云樵及时策反蒋军副司令刘昌义（司令受伤住院）下令放下武器，虹口和整个苏州河以北市区在当天下午4点多得到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