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翠鑫

　　我有幸参加了“四人帮”和“马、徐、王”的审判工作，使我了解不少稀为人知的情况和“四人帮”深重罪孽与狡猾嘴脸。

　　我原是市委办公厅信访室主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审查。1972年下放文教战线当一名中学教师。“四人帮”粉碎后，于1977年7月，我被借调到市运动办任“徐景贤专案组”组长。1980年5月，被借调去中央参加“四人帮”案件的审判工作，1981年1月回沪又参加了“马、徐、王”案件的审判工作。前后约五年时间。

　　徐景贤在这段隔离审查期间，开始时态度还比较老实，他头脑灵活，记忆力较强，笔头较快，能较详细地交代自己的罪行。但在遇到攻击周总理问题时，他坚持自己“不知情”，拒不交待。他害怕会因此作抗拒从严处理，就装疯，先是胡言乱语，接着就吃自己的大便，装得顶像。开始，我们也吃不准，就请医生来诊断，医生采取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即给他头部打了一针，如果是装疯，他会无法忍受这痛觉，以后就不敢装疯了，如果是真疯，这办法当然是无效的，果然十分灵验，他坦白了自己装疯的缘由是想逃避法律的制裁。我们为取证，曾经去提审马天水，当时马的思路清晰，他已写了一万多字的交待材料送叶帅，以争取宽大处理，这时，中央正要在老干部中找一个投靠“四人帮”的典型，选中了马天水，就决定逮捕马。当市政法部门去隔离室将马天水带上小轿车时，他以为自己的“万言认罪书”起作用了，要宽大处理释放他了，没想到，小轿车开进了提篮桥监狱，向他宣布了逮捕令，他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顿时傻了，强烈的刺激，使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他真的疯了。开始，由马天水的弟弟带回原籍看养，由于他发病时，经常离家出走，他弟弟管不住他。于1983年4月由当地政府把他带回城市精神病医院治疗，后来，他就病故院中。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运动办撤销了，由公检法按法律程序审判“四人帮”及其余党，我因曾担任过徐景贤专案组组长，对徐景贤的情况较熟悉，而徐犯又是主犯张春桥的重要污点证人，故于1980年5月，我被借调去中央参加“四人帮”的审判工作。

　　“四人帮”审判工作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具体由彭真同志负责，从全国抽调了许多精兵强将组成合议庭，设立江、张、王、姚四个预审组。张春桥预审组组长是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同志，我是组员，主要工作是做好徐景贤出庭作证的准备工作和其他整理材料等具体事务。“四人帮”都关在北京远郊的秦城监狱。一般工作人员每人住一间约6平方米的监房，我是女同志被照顾在一间约20平方米的办公房内。预审时，张春桥一次开口说了三句话，即“我不是反革命，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此后，就再也不开口了。他采取“三不主义”，即面对问题不答，送达文件不看，要他签字不签。对送给他的《起诉书》不签收，也不看。我们就把《起诉书》放在他监房的桌子上。我们从监控录像里看到他眉头紧锁，情绪紧张，在监房里来来回回不断地走动，看来他思想斗争十分剧烈，最后还是忍不住拿起《起诉书》急速地翻看了，他想知道我们起诉他什么罪，由于张春桥在预审期间死不开口，我们担心他可能会在开庭公开审判时突然袭击，阴谋牵出毛主席。为此，我们做了充分准备。出乎意料，开庭时，他居然吊着三角眼，耸着肩膀，敞开领口，仍是拒不开口，负隅顽抗，审判很快就结束了。

　　此外，我还观看了一些预审江青的录像和参加了一次审判江青的大会和审判“四人帮”的电视转播。江青关在一间20平方米的房子里，屋内有卫生间、有书桌、椅子、床，她可以看书、看报，房门上设有观察洞，狱警通过观察洞监视她的一举一动。在预审阶段，她先是在聘请律师问题上，提出无理要求，纠缠不清，接着就是谩骂中央领导干部是“反革命”、“叛徒”，逮捕她是“非法绑架”。出庭时，她穿了一件黑色棉袄，外套一件黑背心，戴了一副秀郎架眼镜，冷笑、蔑视和怒气冲冲地坐上被告席，准备对法庭的审判进行反击。在庭审过程中，她千般狡辩，猖狂反扑，千方百计牵出周总理和毛主席。她大声嚷嚷：“你们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俗话说‘打狗看主面，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你们打狗也得看看主人的面子啊！”在遇到不利于她的问题时，就装聋作哑，推说“不记得了”以逃避罪责。她还有一招就是泼妇骂街，扰乱法庭。她谩骂法庭，嚎叫：“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是孙悟空，能变几个脑袋，你砍几个我就长几个。”最后，宣判她“死缓”时，由于庭长江华同志提高声调，放慢速度，当说到“判处被告江青死刑……”，她顿时脸色刷白，尖叫起来，连后面“缓期两年执行”都没有听到，她耍无赖，躺倒在地打滚并大哭大闹，当一位法警对她猛喝一声“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她顿时就安静下来了，原来她很怕死。

　　“四人帮”的庭审结束后，我就回沪参加“马、徐、王”的审判工作了。

　　一伙妄图改变历史进程的野心家，终究未能逃脱历史对他们的审判，真是大快人心啊！(200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