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生物学家，中国共产党党员。江苏常熟市人，193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生物系，1949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原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兼肿瘤研究室主任、党委委员、副所长，国际学术期刊《细胞研究》创办者和首任主编。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早期从事实验形态学和胚胎学研究，后致力于实验和人体肝癌研究，建立甲胎蛋白免疫检测法，首先用于人群普查，为发现亚临床肝癌作出了贡献；发现人肝癌新的膜相关胚胎抗原；组织和主持抗人肝癌单克隆抗体研究，在国际上首次获得有较好选择性的抗人肝癌单抗，经用放射性碘标记后已成功用于无手术指征肝癌患者的治疗；开展小鼠胚胎癌细胞和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建立了许多克隆细胞株，进行体外诱导分化和转基因等研究。

丛笑倩

原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姚錱先生聪明能干、思维敏捷、精通英语，能及时把握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确保选题精准明确。作为导师，他治学严谨，对学生一视同仁，无论是博士生、硕士生、大学生还是技术人员都严格要求。他要求每位科研人员必须广泛了解参与课题的研究进展，确保实验数据准确无误，实验结果可重复验证。在论文写作上，他强调总结要条理清晰，前言和讨论需深刻有力、令人信服。为此，他会反复指导、修改，直至论文最终发表。除了繁重的科研工作，姚先生还需撰写相关文件、审阅修改文稿。他同时担任了《Cell Research》主编、《实验生物学报》副主编，并承担其他期刊的审稿工作。尽管忙碌，但每一份工作姚先生都兢兢业业、认真对待，不遗余力地完成。

1961年下半年，我有幸被选入实验生物研究所（细胞所前身）在上海科技大学生物化学系组建的十人小班，得以进入研究所学习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术。当时由研究所的庄孝僡所长、姚錱研究员、吕家鸿研究员、曾弥白研究员和陈瑞铭研究员等著名学者亲自为我们授课。这段学习经历让我掌握了许多新知识、新技术，对我日后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3年毕业后，我如愿被分配到姚先生课题组学习与工作，直至退休。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我始终得到姚先生的悉心教诲，在肿瘤学、胚胎干细胞知识、工作风格以及为人处世等方面获益匪浅。回想当年，正是在姚先生的指导下，我参与了他的系列研究课题，逐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科研工作者。退休后，我被研究所返聘，并被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仁济医院聘请工作，在此期间还发表了相关论文。我深知，这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姚先生当年的谆谆教导和指引。

1994年姚錱院士与课题组成员在实验室合影（前排左四为姚錱院士、左三为丛笑倩研究员）

包林平

原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高级实验师

1976年我进入研究所，被分配到姚錱先生担任主任的肿瘤研究室细胞大量繁殖组工作。虽然这份工作在实验室里并不起眼，但姚先生每次经过培养室时总会驻足观察。一旦发现我们操作有问题，他会及时指出并提出改进意见。我第一次写入党申请书时，肿瘤研究室的支部书记建议我去找身兼室主任和支委的姚先生谈谈，听听他的意见。姚先生十分平易近人，关心年轻人。他肯定了我的为人和工作，但也坦诚地指出我离党员标准还有差距。他期望我加强锻炼和提升，并具体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年轻人要乐于助人，多做份外事；二是要加强技能，不能只依赖单一技术，要精通一项同时多学本领；三是我毕业不久知识储备不足，应多看书自学，这对成长大有裨益。从那时起，我每天晚饭后都回到所里看书，晚上系统学习细胞生物学知识，白天整理问题请教老师。是姚先生教会我，不学业务是站不住脚的。几年后，姚先生主动询问我是否仍有强烈的入党意愿，并提议我重新递交申请。当我邀请他做我的入党介绍人时，他欣然同意。

姚先生创办的《细胞研究》期刊随着影响因子的提升，在学术界赢得了声誉。随之而来的是不少的人情稿，但他坚决不在稿件质量上让步。当时在国内创办全英文学术期刊难度极大，姚先生为此制定了明确目标：每三到五年就要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英文水平高，还精通胚胎学、免疫学、肿瘤学等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创刊初期，他亲自审阅每一篇稿件，常常加班到深夜，甚至为了文章中的一个标点符号都会与人反复斟酌推敲。正是这种严谨执着的性格，赋予了他非凡的办事毅力和追求卓越的高度。《细胞研究》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与姚先生在创刊初期奠定的坚实基础密不可分。

细胞所肿瘤研究室支委合影（中为姚錱院士、右一为包林平）

李载平（1925.8.17-2018.5.30）

分子生物学家，中国共产党党员。福建福州人。1960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原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遗传学会副理事长，我国首个分子遗传实验室的创建者和学术带头人。199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国际上首先取得了乙肝病毒（HBV）adr亚型全基因组的克隆，报告了其全顺序，并率先发现HBVS144ASP→Ala免疫逃避变异株以及HBV中重要的基因表达调控元件增强子Ⅱ。主持的基因工程乙肝疫苗具有独特的设计，优异的保护效价，获国家生产药证、2项中国专利和1项美国专利。在主持人的表皮生长因子和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等基因工程研究中，发展了分泌型的大肠杆菌高表达系统产物保持天然活性，为烧伤、溃疡、角膜保健和提高白细胞增强免疫提供了高效的生物工程药物。

汪垣

原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1962年研究生招考制度恢复，我刚好从复旦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专业毕业，看到导师介绍中李载平先生的研究方向是“核酸的结构与功能”，感觉很前沿很吸引人，于是报考了李先生的研究生。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么年轻！” 他个子高大声音洪亮，和蔼可亲但也透着几分威严。记得有一次我在使用移液管，他在我身后轻轻说了一句“移液管要拿直”，我心里一惊，马上将移液管直起来。李老师还让我参加试制仪器，在试制光散射仪时没有做好防护，我的脸被紫外线灼伤，为此他挨了王应睐所长批评，内疚了好久。我大学学俄语，老师说“在生化所第一外语必须是英语。” 除了上英语课，他还对我个别辅导，每周一次指定一篇Nature上的评论文章，让我朗读和翻译，帮助我进步和提高。

改革开放后国家决定派出科技人员到美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1979年6月经李老师推荐我被派往慕尼黑马普生物化学研究所进修。我在德国做乙肝病毒表面抗原表达研究课题的时候，李老师在国内也开始研究乙肝病毒基因的克隆与表达。1982年夏，我学成回国立即投入了李老师主持的“六五”攻关项目开展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在细胞中的表达。1983年美国NIH伯纳德﹒莫斯（Benard Moss）教授成功利用痘苗病毒载体表达了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此时正值国际肝炎病毒大会前夕，Moss教授将在大会上做报告，李老师说服了院所领导，同意我参加会议。会后我又去Moss实验室学习了一星期，带回了载体质粒和细胞株，顺利地在痘苗病毒系统中表达了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在此基础上，我们与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中国药品生物制品研究所合作进行乙肝病毒基因工程疫苗的研制，完成了小试，中试，临床观察，1992年10月获得新药证书。这项研究是“七五”攻关重点项目，获得了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5年汪垣研究员夫妇（左一左二）与庆祝九十寿辰的李载平院士夫妇合影

赵慕钧

原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1982年我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科学技术大学生物工程系。机缘巧合，李载平先生是该系的兼职教授，由此我来到生化所，师从李先生研究真核基因的表达调控机制。开展这项研究，需要掌握当时最前沿的DNA重组技术、基因表达操作技术、DNA序列测定等高难度技术。为此，李先生推荐我前往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筑波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分子遗传学实验室学习工作。此前，李先生实验室克隆并鉴定了一个完整的蓖麻蚕rRNA的基因簇，我在此基础上研究rRNA基因的转录调控。回国后我继续蓖麻蚕rRNA的基因研究，并发表数篇论文。这个课题的完成，极大地增强了我在科研工作中独立主持项目的信心和能力。李先生全程指导我，从课题立项、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生指导、到完成论文并发表。自那以后直至李先生去世，我始终在他身边工作。即使在病重住院期间，李先生思维仍然非常活跃，对我们从事的研究领域的发展动态了如指掌。他喜欢听我汇报工作，讨论学生的论文完成情况，然后提出他的看法和建议。先生的教诲, 在谈笑风生间，让我受益匪浅。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启动，中国科学院启动了基因功能组计划，李载平先生任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李载平、裴钢、赵国屏三位院士负责中国科学院“九五”特别支持项目“人类基因组和后基因组研究及重要疾病基因的开发利用”。此时，我已入职生化所，作为课题组长参加此项目，主要承担的任务是疾病相关新基因的克隆及功能鉴定，具体聚焦在肝癌相关新基因的发现。通过实施这个项目，我们实验室建立了功能基因组研究相关的技术平台和实验体系，为后续承担国家从“九五”延续至“十二五”的重大科技专项项目打下基础。李先生凭借其前瞻性的视野和对研究方向的准确把握，引领我们在肝脏疾病基因的研究方面不断取得重要突破。先生的言传身教，我终生铭记。

2013年赵慕钧研究员（左一）与李载平院士夫妇（左二、左三）、戚正武院士（右一）等参加河南郑州某企业合作交流活动

张友尚（1925.11.2-2022.12.23）

生物化学家，中国共产党党员，湖南长沙人。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1961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原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200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研究，取得创新性成果，主要有从粗产物中分离纯化结晶的重合成胰岛素，表明重合成分子具有天然胰岛素分子的三维结构；利用酶促方法合成胰岛素类似物；创立猪胰岛素制备的新工艺并研究胰岛素的分子进化；实现重组人胰岛素在酵母细胞中的高表达并研究胰岛素的蛋白质工程；用微量酶促方法合成表皮生长因子类似物。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我国成立了生命科学领域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他也是我国最早提出将计算机引入生物学研究的倡导者之一。

朱尚权

原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张友尚院士是我多年的良师益友。1971年夏天，王应睐所长收到国际生化学会邀请，出席在欧洲举行的国际生化大会年会。为做好参会准备，院所领导决定生化所立即启动“胰岛素结构与功能关系”研究课题。由王所长挂帅，从各研究课题组抽调人员组成突击研究小组，重点研究胰岛素B链羧基端8个氨基酸的变化对胰岛素的结构和功能影响。张友尚先生与许根俊先生共同负责第三小组工作。他们白手起家，用“土办法”建立了不连续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在缩合研究中有效跟踪反应物和产物变化，并在研究过程中意外获得了具有胰岛素活性的产物——去六肽胰岛素（DHI）。鉴于当时的国际环境，院部决定王所长不出席大会，突击小组成员可返回原组。张先生和我以及部分同事留下来继续研究。当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对两个月的研究工作进行总结，补充必要实验，整理成文发表在《中国科学》杂志复刊后的首期上。在张先生的领导下，我们开展了酶促合成DHI的研究工作，反复实验摸索寻找适合条件，最终成功获得纯的结晶DHI，并进一步验证了其胰岛素活性。这一重要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

张先生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应山东兖州肉联厂的邀请，他帮助该厂进行猪内脏综合利用试验，经常深入工厂蹲点指导。厂里领导和工人都称赞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张友尚先生还多才多艺，尤其京胡拉得相当出色。那时无论是下乡劳动、拉练还是去五七干校，他都随身带着京胡。休息时，他常自拉自唱样板戏，为大家放松解乏。若是在农村生产队，他也会在休息时为乡亲们表演，赢得阵阵掌声和叫好声。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朱尚权研究员（左一）与张友尚院士（中）一起参加全国多肽会议

崔大敷

原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张友尚先生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开拓创新的科研精神以及开放合作的胸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生化所开展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研究过程中，天然胰岛素拆合后的活性恢复率极低，仅徘徊在0.5%左右，成为该研究工作的关键瓶颈。面对这一难题，张先生没有因循旧法，而是创造性地采用了结晶纯化的策略，成功地将拆合后胰岛素的生物活性大幅提升至50%，不仅解决了当时的关键技术障碍，更是奠定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技术路线图。后续张先生又围绕胰岛素的结构与功能进行系统研究，强调用实验证据阐明蛋白质空间结构对其酶切位点的影响。他发现并证实了胰岛素B链羧基末端（C端）即使被去除六肽，其剩余片段仍能保留一定的生物活性，这是当时已知的具有胰岛素活性的最小片段。这项工作投稿至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后，仅一周时间便被接收，于1981年8月20日正式发表。在论文投稿前，他曾让我看英文稿。想着先生英文很好，我就马马虎虎，结果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没有检查出来，被张先生严肃批评。此事虽小，却反映了先生对科研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态度。

张先生热爱科研事业，身体力行。他不仅长于思考设计，还喜欢自己动手，包括做实验，搭建实验装置，甚至吹制实验所需的玻璃毛细管等技术活他也亲自上阵。在培养学生方面，他尤为强调“自行创造”能力的重要性，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和实践。张先生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开放合作的科学精神。他曾与英国皇家学会相关委员合作，并无偿提供研究样品，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信息。他还与澳大利亚Ludwig研究所合作，将“蛋白质空间结构影响化学活性”的理念，应用于表皮生长因子（EGF）的研究中。张先生胸怀大局，在担任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期间，提出将实验室的先进仪器设备向全所开放共享，极大促进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整体科研水平的提升。张先生兴趣爱好广泛，充满好奇心，乐于学习各种新知识和技能，这种对世界持续探索的热情，也滋养了他的科研灵感与创新思维。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崔大敷研究员（后排左一）与张友尚院士（第二排左一）一起参加武夷山学术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