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再次把“手性”带入公众视野。Henri B. Kagan和Kensō Soai因“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作用”获奖，分子的手性如何产生、放大和控制，成为关注焦点。

在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王宽诚讲席教授张万斌谈的同样是手性，问题却一路延伸到了生产线上。

很多手性分子互为镜像，生物作用却可能截然不同。传统合成有时会同时得到左旋和右旋产物，随后还要进行拆分。张万斌团队从天然酶的结构和作用机制中寻找灵感，希望通过人工设计的催化剂，更精准地获得所需分子，同时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团队创制的一类手性小分子催化剂合成相对简单。张万斌介绍，其公斤级成本可降至约200元。“只要它的效果好，就完全可以工业化。”在一种抗病毒药物的合成中，新催化路线省去了拆分步骤，并将路线缩短两步；针对耐多药肺结核药物贝达喹啉，团队又将相关步骤收率从约4%提高到45%，相关工艺已建成规模化生产线并正在报批。青蒿素的化学合成路线也完成过500升放大试验。

研究尺度从分子来到细胞，美因茨大学免疫感染学教授、微生物与卫生研究所所长Tim Sparwasser关注的是另一条路径：能否通过代谢调控，改变调节性T细胞的命运。

一次筛选中，他的学生从180种天然来源化合物中找到7个命中，其中5个属于同一分子家族。此前，团队与产业界合作筛过3万种合成化合物，却没有命中。沿着新线索继续追踪，他们锁定脂肪酸代谢等通路，并发现部分化合物可以减少促炎的TH17细胞，同时增加抗炎的调节性T细胞。

“我一直梦想把它转化为人类也能用的东西。”Sparwasser说。眼下，团队仍在追踪不同代谢通路对调节性T细胞的影响，并推进新的遗传模型研究。相关工作也在与中国同行合作，“希望下次如果我在上海，能告诉你更多。”

发现了新机制，接下来就要决定，有限的资金、时间和临床资源投向哪些项目。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首席专家宋瑞霖把视线放在市场端。近年来，中国创新药研发管线和对外授权交易快速增长，原始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但研发成果最终还要找到足够大的市场。国内市场能否承接，产品能否走向海外，都会影响企业下一轮研发投入。

“真真正正让这个种子发芽，能够成长，最后成为参天大树，最终靠的是市场。”在宋瑞霖看来，中国创新药在继续提升原创能力的同时，还要回答市场空间和全球化的问题。

市场决定创新能否获得回报，药企内部则每天都在做另一种选择。

复星医药总裁、创新药事业部首席执行官王兴利的报告题目就是《战略选择与卓越执行：Go/No Go的决策逻辑》。“创新药研发沉没成本高，Go或者No‑Go的项目决策是企业核心能力，既要抓住机遇也要敢于及时止损。”他说。

一个项目要不要立项，能不能进入II期、III期，走到什么节点应该停，都需要明确的判断标准，以及建立全周期项目评估框架。复星医药在项目立项时就需要形成目标产品画像（TPP），根据科学进展、竞争格局、政策变化动态更新，在临床前、I期结束、II期启动、III期、商业化等关键节点设置独立评审。

一个项目该不该继续，产业链上的判断也越来越需要多方参与。

源头创新风险更高、周期更长，也意味着研发体系必须给试错留下空间。上海全球健康创新研究院院长何如意把问题落到了回报机制上。他认为，源头创新承担了更大的风险，也需要相应的回报，“关键的瓶颈应该是市场回报”。落到具体项目，判断还要更细。

复星医药高级副总裁、创新药事业部联席总裁兼首席科学官李翔最关注三件事：知识产权是否清晰，产品的行业卡位是否有Best‑in‑Class的竞争力，以及生产成本和商业化空间是否具备可行性。任何一项存在明显短板，都可能影响项目能否继续推进。

有时，判断的价值恰恰体现在及时停下来。睿智医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胡瑞连讲起一家海外药企的经历：一条管线失败后，项目负责人第二年反而获得晋升。后来他们了解到，公司认可的是他及时叫停了项目，“节省了未来的时间和投入”。在胡瑞连看来，对高风险的创新药研发而言，如何看待失败、能否及时止损，同样会影响整个研发体系的效率。

而在更靠近源头的地方，筛选甚至从论文阶段就已经开始。诺和诺德亚太区外部创新和对外合作负责人Jenny Yang根据多年早期研发和外部创新的经验判断，评价一个源头创新项目，不能只看靶点是否新、论文是否发得好，更要看它能否形成连续的转化证据链。“科学机制足够新颖，距离产品仍可能隔着临床价值、人体转化、生产工艺等一道道关口。”

面对“值不值得继续”这个问题，她强调要先找到能支持科学假说的关键实验。诺和诺德正在推进的一项早期转化举措，将由全球科学团队与研究者共同设计验证实验，每个入选项目提供35万元人民币研究资助，用于关键实验和数据验证，进一步评估其转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