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文中先生是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的发现者，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奠基人，中国史前考古学、古人类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的主要创始人。在先生百年诞辰和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75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对他丰富多采的一生做一简略的追记和评述，以资纪念。

 

　　彷徨中的探索

 

　　裴文中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动荡和战乱中度过的。国与家的贫穷和时局的混乱促使他在痛苦中思索，在彷徨中探求，并勇敢地去实践自己的诉求。11岁时，在开平高等小学读书的裴文中便在父亲的鼓励下，在街头和庙会上发表演说，痛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卖国行径。1919年少年裴文中在滦州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在北平学生五四运动爱国热浪的熏染下，他热心投入运动，积极声援北平学生，并作为班代表参加校学生自治会的工作，负责与校外联络和宣传。

 

　　1921年裴文中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3年转入本科地质系。家境贫寒使得他不得不半工半读，兼职小学“全能”教师，在报社作校对，替别人整理稿件，间或从事文学创作，将小说、杂文向报刊投寄，以赚取稿费、资助学业。在因需而写的创作中，裴文中逐渐萌生了浓厚的文学创作欲望并展现出才华。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山海关战火交织，裴文中将对亲人的担忧和国家的忧患之情写入小说《戎马声中》，发表在《晨报》副刊上，得到了鲁迅先生的欣赏，称其为“乡土文学”之一种，称赞其文风“信手写来，不事雕琢”。在此期间他的一篇散文《走过W学校的门口》，表达了反帝反列强的决心。“五卅”惨案后他在《晨报》上发表署名“革命”的三字长歌，宣传反英反日。这首长歌曾印成传单，被游行队伍在全市散发。

 

　　裴文中对地质学本无多大的兴趣。在国破家亡的危机面前，他与许多有志青年一样以拯救国家、振兴民族为己任，“有志于办党办报”，并满腔热忱投入其中。1926年裴文中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北京大学地下党小组的活动。其后北平党组织遭到破坏，裴文中与组织失掉联系，又在彷徨中开始新的探索。

 

　　周口店的惊世发现

 

　　1928年春，在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的安排下，裴文中赴周口店工作，帮助周口店发掘主持人杨钟健做后勤管理。到周口店工作实为生计所迫，但勤奋好学而敬业的他却在岑寂的龙骨山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先是主动参加发掘工作，成为辨认化石能手；翌年春开始主持周口店发掘，于1929年12月2日亲手发掘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举世轰动。因为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直立人”这一古人类演化阶段得以确立，进化论在人类演化中得到了印证，在此之前发现于印尼的“爪哇人”，也得以回归人类大家庭之中。

 

　　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轰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埋没了裴文中在周口店的其他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实际上北京猿人的头三具头盖骨都是裴文中发现的，而且还远不止这些。1929年他在周口店第1地点发现并采集用火遗迹，这是周口店研究的又一里程碑。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裴文中又从周口店第1地点出土物和地层中辨识出石制品。加之早已出土的丰富的动物化石，他在周口店遗址材料发现方面的功绩近于圆满。

 

　　石器的发现和确认虽不及猿人头盖骨那样引人注目，但却少有了偶然的成分，发现过程更加曲折，科学探索和原创精神更加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学术界对史前人类技术和开发原料能力的认识还十分粗浅，在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大量采用石英做工具的先例在世界上极为罕见。在裴文中正式提出周口店洞穴中这些锋利的石英片是中国猿人的工具并遭到当时学术权威的质疑时，他独辟蹊径，采用模拟实验、对人工打击和使用所产生的疤痕同自然破损痕迹进行显微观察与比较的方法，使得一项重大发现得以科学地论证，并最终被权威认可。在对周口店石英制品的实验和观察中，裴文中发现了当时人类开发该种石料的独特方法，并命名为“砸击技术”。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使周口店由一处古脊椎动物化石地点跃升为一处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古人类和考古遗址，成为人类演化的圣地，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

 

　　考古方法的改革和创新

 

　　在1931年之前，周口店的发掘完全采用“散挖”方法，以将动物化石和其他遗物挖掘出土为目的。裴文中感到该方法过于粗陋，许多科学信息未被收集。1932年他主导了周口店发掘的第一次改革，借鉴当时安阳殷墟和西阴村的发掘方法，采用探沟和打格分方相结合的方式。次年在发掘山顶洞时，对发掘和记录方法又进行更细、更深入的改革，发展为当时考古发掘中最为规范、最为细致的规程，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被遵循和效法。为解决发掘土石的运输问题，提高工作效率，他又亲自设计了一些简单的机械，实现了发掘运输的“机器化”。周口店发掘方法的改革体现了裴文中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

 

　　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是裴文中铺垫的。毋庸讳言，最初该学科的基本方法是由德日进、步日耶等法国学者传入中国的，但这些基于西欧石器材料的方法在周口店陷入困境。为了证实与中国猿人伴生的痕迹不清楚、形态不规则的石英石片是古人类制品，裴文中进行了几方面的尝试：其一，石器制作实验，以此观察人工石英制品的形态特征，并从中发现了有效开发石英原料的砸击技术；其二，采集自然碎石与标本进行对比观察；其三，通过对破裂面的光泽、破损和断口形态及裂纹、波纹等特征的显微观察，确立人工与非人工标本的区别标准。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触摸到现代流行的以模拟石器的制作与使用为核心的实验考古学和以解析石器功能为宗旨的使用痕迹分析的根系；裴文中的成就确立了他在这些分支学科发展史上的开拓者地位，受到西方学术界的推崇。

 

　　1935年裴文中赴巴黎留学。在博士论文研究期间, 他将石器的制作实验和人工与非人工标本的对比观察进一步推向系统和成熟。此项研究最精彩的部分是对非人工破碎而又易于与人工石制品混淆的碎石的观察，所涉及的自然营力包括温度作用、地层挤压错动、树木根系挤压作用、水流搬运作用、冰川作用、海洋作用、风蚀作用、车辆碾压作用、机器“造假”、动物践踏等，在此基础上完成的《石器与非石器之区别》一文是一部石器研究的里程碑式文献，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

 

　　裴文中对考古遗址出土的碎骨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所观察的项目包括动物咬痕和抓痕、化学腐蚀、水和机械作用等，并结合标本列举了一些易于误判的例证，如化石上的自然穿孔、假铭文或假雕刻、机械作用产生的假骨器等。基于这样的观察和研究，裴文中对中国猿人的骨器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由原来受步日耶影响认同碎骨中有骨器而转为更加慎重的态度，指出动物骨骼破碎与石器制作有诸多不同；即使是人工破碎的骨骼，也还有敲骨吸髓这样非工具制作的现象。有鉴于此，裴先生谆谆教诲：“要牢记这一点，在确认骨化石上的史前人类加工痕迹之前，一定要非常谨慎”。

 

　　埋藏学的先驱

 

　　裴文中上述对碎石、碎骨的成因和环境研究成为后起于西方的考古埋藏学的核心内容。他在周口店早期发掘时对遗物的分布和埋藏情况给予了更全面的关注。在发掘鸽子堂石英II层时，他注意到存在动物化石种类失衡的现象，即有大量的食草动物而鲜有食肉动物，据此推测是古人类猎食所致。他根据出土的骨骼多具有新鲜的破裂边缘的现象推测，这些骨骼在形成后未经历长时间的风化作用，很快得以埋藏。对于山顶洞遗址，他也从埋藏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根据人骨化石上的赤铁矿粉和装饰品的分布位置，以及人骨的出土状态，判断其为一处墓葬，并指出墓葬形成后发生过动物的扰动和坍塌石块的破坏作用。可见裴文中在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中已经涉及到考古遗存的形成过程和后天各种营力对遗址的改造作用，并通过动物碎骨的种类比例、破碎状况、风化和磨蚀程度等推断遗址的性质和埋藏条件，并提取古人类的行为信息，故称他是埋藏学的先驱是当之无愧的。

 

　　倡导古生态古环境研究

 

　　裴文中很早就在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关注环境对古人类生存和文化的影响。在研究周口店第15地点时，他根据动物群中一些有气候环境标志的种属，对当时当地的生态环境做这样的推测：以草原生态为主，一些山坡被森林覆盖，高地或坡脚间或分布着沙漠条带。当他首次尝试将中国的古人类遗存与欧洲的材料进行比较研究时，他更是依赖于环境方面的资料以弥补中西文化间缺乏可比性的不足，将动物群组分、冰期与间冰期更替等多项环境指标引入古环境研究，为中国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寻求与欧洲遗存的对应关系，建立起中国的古人类演化和古文化发展序列。如此多方位研究古人类的生存环境以及考古学文化与环境的耦合关系，裴文中不但在中国是第一人，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也是执牛耳者。1960年裴文中撰文专门讨论“中国原始人类的生活环境”，指出“人和动物的主要区别之一，是他们和生活环境的关系。动物的生活完全受外界环境支配, 它们用自己的身体来适应自然环境。人类则不一样。人类用两只手从事劳动，改造自然，创造一切生活的条件，来克服自然界所加在他们身上的困难。”在这里，裴文中又将动物地理区划和孢粉学等手段引入古人类环境研究，在此方面开了学术先河。在此之后兴起于美英的“新考古学”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并将古环境特点作为文化和古人类行为变异的主要动因，应该说也是步其后尘。

 

　　开创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和生物地层学

 

　　在周口店发掘的早期，裴文中即对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0年代初他独自发表两部有关周口店哺乳动物化石的专著——《周口店第五地点的哺乳动物遗存》和《周口店第一地点的食肉类》，并与杨中健、德日进等合作发表了若干相关的论文和专著。这些论著不仅记述了大量哺乳动物新属、新种，充实了中国北方第四纪哺乳动物群的内容，而且这些化石系裴文中等亲自采集，有可靠的地点、地层和地质纪录，从而奠定了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生物地层学的坚实基础。

 

　　1934年以后裴文中独自擎起了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和生物地层学这面大旗，在战乱期间又发表3部有关周口店哺乳动物的专著，以及近10篇有关周口店及华南地层和哺乳类化石的论文。建国后裴文中在此领域更是大显身手，主持了若干田野项目，发表了大量论著，建立了多个第四纪哺乳动物群，尤其在食肉类、长鼻类、华南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华南洞穴堆积的研究中，匠心独运，成就显著。1957—1963年，他连续发表数篇论文，将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的分布划分为华北区、华南区、淮河区和东北区。在这些动物地理区内又划分出不同时代的动物群，指出其生态属性和地层标志。这成为中国第四纪地质学最重要的理论体系之一，构筑了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和生物地层学的基本框架。

 

　　1950年代，美国学者在研究四川万县盐井沟动物群时，发现多种哺乳动物在体型上都比现代种类大，当时中外学者都用博格曼定律加以解释，认为第四纪哺乳动物体型增大是由于气候寒冷的缘故。裴文中于1960年代发表了两篇文章，根据自己的研究实践和北美、欧洲、广西巨猿洞以及其他洞穴哺乳动物的情况，指出博格曼定律并不是绝对的。他列举了大熊猫、貘、豺以及巨猿的例子，说明在更新世初期和中期都有体型增大和减小的种类，同一种动物在第四纪不同时期也有体型大小的区别。它们并非因时代不同、也不是因一个时期气候寒冷或温暖而有体型增大和缩小的变化，对此问题必须另辟蹊径寻找原因。德帕锐（C. Deperet）的“古生物体型增大定律”认为，在每一个古生物的分支中，都是以小的体型开始，以后体型逐渐增大，最后达到最大的体型，然后这一分支就绝灭。裴文中认为这也存在着缺欠。他列举了欧洲地中海诸岛上侏儒象和侏儒河马的例子，将德帕锐的定律修正为：古生物的一个种或一个小分支不是在达到最大体型阶段后绝灭，而是在达到最大体型后体型又缩小，在体型缩小阶段中绝灭。这些研究成果表明他不迷信国外的权威和理论，而是注重独立思考，敢于挑战和创新。

 

　　架设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体系框架

 

　　中国旧石器考古学文化体系的雏形是裴文中确立的，而确立这一体系的基地是周口店。在此之前，中国旧石器遗存仅在一个单一时间平面上呈现点状分布。1932年裴文中与德日进发表《周口店中国猿人堆积层的石工业》，在周口店第1地点建立起A、B、C三个文化带，中国旧石器文化纵向体系的第一块基石得以铺垫。其后周口店第13、15地点和山顶洞被发现、发掘和研究，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的时代框架被拉开和伸张了。以后更随着元谋、蓝田、丁村、大荔、观音洞、许家窑、峙峪、小南海等一系列遗址的发现，中国旧石器文化体系日渐丰满、日趋完整。

 

　　中国旧石器文化的早、中、晚三期演化模式也是裴文中建立起来的。1948年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序列排列为：早期是周口店第13地点→第1地点→第15地点，中期以包括水洞沟和萨拉乌苏的“河套文化”为代表，晚期为山顶洞。在1965年的文章中，他进一步将中国猿人文化、蓝田猿人文化和匼河文化作为中国旧石器早期的代表，将丁村文化作为旧石器中期的代表，而将萨拉乌苏、水洞沟、山顶洞遗存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并增加了以“沙苑文化”为代表的“可能的中石器时代”。这样的分期方案以后虽有微调，但基本框架得以保留并沿用至今。

 

　　铺垫中国史前史的基石

 

　　裴文中在史前考古学方面的开拓和贡献不局限于旧石器时代，在其他阶段的考古研究中亦有诸多开创之功。1935年他在广西武鸣和桂林的4个洞穴中发现大量打制石器和少量磨制石器，伴生动物皆为现生种，于是首次提出中国存在中石器遗存，介于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间。1943年他在内蒙古扎赉诺尔调查试掘时，认为该遗址的“扎赉期”和黑龙江顾乡屯遗址的文化遗存属中石器时代。但以后他根据新材料改变了观点，认为中国可能不存在真正的中石器时代遗存。这样他便提出了一个富有自我挑战、自我否定精神的命题，直至今日我国的史前考古学界仍在破解这道命题。

 

　　裴文中在中国最早关注细石器研究问题。1940年代末他即在甘肃和青海地区采集过细石器标本并加以报道和描述。其后他开始致力于细石器遗存的综合分析，提出“细石器文化”的概念，主张从西伯利亚到欧洲的细石器文化是连接为一体的，在较晚的时候在长城附近与仰韶文化相接触，形成混合文化。裴文中将细石器遗存作为一个文化和技术体系来看待，而不认为它代表一个考古学时代或人类技术的特定发展阶段，在这一点上后来的一些学者发生了混乱。他对中国细石器遗存源流的研究为后来诸多学者所继承，至今仍是一个研究热点。

 

　　裴文中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拓荒者之一，尤其在西北地区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1947年他在甘肃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野外考察，在渭河上游、西汉水流域、洮河流域以及兰州附近的黄河沿岸做过3个多月的调查和试掘，发现遗址93处。1948年他又在甘肃河西走廊、青海湟水流域和青海湖附近做过3个月的考察。当时西北一片乱象，到处是兵勇和流寇，致使考察充满艰辛、险象环生。裴文中以“少将军衔”和当地“老大”的字条为护身符，持握手铲，穿行于破败村镇和荒僻山野间，在残垣断壁上寻觅中华文明的源头。考察收获巨大，他首次记述了该地区的石灰居住面；从陶器类型和地理障碍等方面论证了“仰韶文化西来说”之不科学之处；对甘青地区史前文化之分布、分期和史前时期“丝绸之路”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命名了“齐家文化”和“沙井文化”。这些发现和研究为建立西北地区的史前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40年代起，裴文中便在总结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存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致力于建立中国石器时代考古学体系和远古文化发展史。他的宏篇巨著《史前考古学概论》一稿，洋洋30余万言，不幸于战乱中佚散，仅序论部分得以保存。他根据当时的社会理论和考古材料，将“原始社会”划分为4个时期：自然群时期，相当于旧石器时代初期和中期；“原始氏族社会”时期，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中石器时代；“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相当于铜器时代。从中可见他视野广阔，注重用考古学的材料来阐释重大的社会问题。

 

　　在陶器类型学研究方面裴文中也引领学术之先。他发表于1947年的《中国古代陶鬲及陶鼎之研究》，是我国陶器类型学研究的一篇早期代表性作品。该文配有精美写实的线图，清楚地勾画出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陶鬲和陶鼎的特点和演变趋势。中国考古学历来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两大法宝，这篇文献无疑是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作之一。

 

　　博物馆建设与人才培养

 

　　裴文中还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40年10月他在燕京大学筹建“史前陈列馆”，为中国历史类博物馆首创。虽陈列面积仅120平方米 ，但馆中收集的史前古物极为丰富，其中大部分为他在周口店发掘所得，在史前考古学有重要价值。陈列品中还有他从法国带回的欧洲旧石器主要文化期的代表性石器。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将该馆改名为史前博物馆，对展品进行了整理和补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裴文中应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锋的邀请出任该局博物馆处处长，并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暂时维持现状，逐步改造旧博物馆”的工作方针，以后发展成为以改造原有博物馆为主，陈列以自然资源、历史发展和民主建设为主的方针，对发展我国博物馆事业起到指导性作用。1951年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成立，裴文中任主任；1952年故宫博物院临时办事处成立，裴文中亦为主任。其后他还筹办了设于厂甸的“从猿到人”展览，筹划了周口店北京猿人博物馆的建设，指导了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的史前展陈规划，1979年被任命为北京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

 

　　裴文中还是一名卓越的教育家，尤其在史前史和考古教学方面成效卓著，桃李遍地。早在1940年秋即在燕京大学任教，讲授史前考古学，在中国开史前考古教学之先河。1942年他应聘去北京师范大学地质系，1945年回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讲授“考古学”。1946年又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和中法大学兼职教授。

 

　　1952—1955年，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4次考古人员训练班（戏称黄埔4期），均以裴文中为班主任。他亲自编写讲义、授课、指导学员田野实习，并承担教学的组织工作，广请当时中国文物考古界和史学界名流为学员讲课。4期训练班共培训336人，对中国考古学和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裴文中还与梁思永、向达共同发起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创办工作。1952年11月北大考古教研室成立，裴文中兼任教授，负责石器时代教研组，主讲史前考古学，并组织各门课程教学小组进行教材讨论。为使北大的考古教学能有一个良好的资料和标本条件，他无私地将自己收藏的有关欧洲旧石器考古方面的书籍和珍贵的洞穴壁画图册放置于历史系，供师生们查阅，并将其历尽艰辛从欧洲带回的石器和原始艺术标本的部分典型者捐献给考古专业，为教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些标本成为日后建立的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旧石器考古标本室的镇室之宝，今日仍在为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发挥着作用。

 

　　为解决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方面专门人才的匮乏问题，在裴文中和贾兰坡的组织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从1956年起，数度在周口店举办古人类-旧石器考古田野培训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使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和古脊椎动物学的第二代研究力量开始成长。裴文中于五、六十年代招收多名研究生，并对在职青年科研人员进行专题指导，力求新的一代在旧石器考古学、史前考古学、博物馆学、第四纪生物地层学、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和古环境学方面皆有专攻，足见他有带领新生力量在各个分支领域开拓进取、一展宏图的雄心壮志，遗憾的是如此良好事态被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所遏制。

 

　　把75岁当作57岁来过

 

　　裴文中先生不断进取，不断创新，即使在晚年仍锐气不减，奋斗不已。1970年代中期，部分恢复学术自由的裴文中在其学生张森水的辅佐下，承担了对北京猿人石器工业的综合研究。面对这一庞杂的材料体系，裴、张二人将定量方法引入研究之中，用大量科学数据展示北京人的石器技术与类型的特点和演变，解决了周口店石器工业的发展变化问题，将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规范化和定量研究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1980年他东渡日本讲学，根据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出土的动物化石和旧石器遗存的比较研究和古地理变化，以“从古文化及古生物上看中日的古交通”为题发表演讲，指出“在第四纪的大部分时间内，亚洲大陆与日本列岛曾以陆地相连”，“华北与日本的旧石器文化具有许多共同特征”，“在中更新世之末和晚更新世之初，在日本和华北之间没有古代人类不可逾越的天然障碍”。该论点的提出引起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反响，为区域间的古环境、古文化研究奠定了新的基调。

 

　　裴文中是从田野中走出的科学家，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野外考察中度过的。晚年因“文革”的摧残体弱多病，有时大小便失禁，但他仍然坚持到野外考察，疲惫的身影出现在河北泥河湾、内蒙古扎赉诺尔、贵州穿洞……并留下“要把75岁当作57岁来过”的名言。在逝世前一个月，他还在信中勾画自己的考察路线：9月去柳州，再去杭州，最后到安徽和县；明年去满洲里，去贵州……1982年9月18日，裴先生带着这样的工作计划和对挚爱事业的眷恋与世长辞。

 

　　裴文中先生是中国20世纪的科学精英，是地质学界、古人类学界和考古学界的一代宗师，也是卓有成就的文学家、科普作家和教育家，还是文博界的重要领导者。能同时开辟几个学科领域，并在其他学术天地中引领风骚，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后人很难望其项背。能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这种精神应该成为今天所开展的“知识创新工程”的精髓!

 

（来自：科学杂志）